毛澤東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紅四軍前委名義復信中央。復信批評中央二月來信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是錯誤的，并介紹了紅軍的戰術，明確了紅軍的任務。復信指出：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。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的唯一關鍵，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，大區域產業支部之創造，正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。但農村斗爭的發展，小區域蘇維埃之建立，紅軍之創造與擴大，亦是幫助城市斗爭、促成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。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沉溺于農村游擊主義是最大的錯誤，但畏懼農民勢力發展，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于革命，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，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。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，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領導而失敗，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。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，散向農村中，朱、毛離開大的隊伍，隱匿大的目標，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，這是一種理想。其實，愈是惡劣環境，部隊愈須集中，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，方能應付敵人。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，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刻不能離。關于紅軍的戰術，復信還指出：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，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。用我們的戰術，群眾斗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，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。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。大要說來是：“分兵以發動群眾，集中以應付敵人。”“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。”“固定區域的割據，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。”“強敵跟追，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。”“很短的時間，很好的方法，發動群眾。”這種戰術正如打網，要隨時打開，又要隨時收攏，打開以爭取群眾，收攏以應付敵人。關于紅軍的任務，復信指出：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，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，打仗僅是一種手段。并且打仗的時間、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。紅軍無論在什么時候，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，否則陷于無政府，定是失敗。這封信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一卷。    

1940年4月5日  

毛(mao)澤(ze)東、王稼(jia)祥致電(dian)彭德(de)懷，黃克誠(cheng)，陳(chen)光(guang)、羅榮(rong)桓，彭雪楓，劉少奇(qi)。電(dian)報指出(chu)：蔣介石有(you)把(ba)我(wo)(wo)八路(lu)軍(jun)(jun)、新四軍(jun)(jun)統統納(na)入黃河以(yi)北，劃定黃河以(yi)北為我(wo)(wo)兩軍(jun)(jun)防(fang)區之企(qi)圖。但華中(zhong)為我(wo)(wo)最重(zhong)要的(de)生命線，我(wo)(wo)不入華中(zhong)不能生存。此(ci)次蔣令各軍(jun)(jun)向我(wo)(wo)新四軍(jun)(jun)進攻，釁自(zi)彼(bi)開，故我(wo)(wo)仍應乘此(ci)時機派(pai)必(bi)要軍(jun)(jun)力(li)南(nan)下(xia)。電(dian)報還(huan)提出(chu)：華中(zhong)地區，凡軍(jun)(jun)事行動(dong)統歸朱德(de)、彭德(de)懷及劉少奇(qi)同志(zhi)指揮之，一(yi)切具體部署、政(zheng)治口(kou)號、政(zheng)權建設、發(fa)展計(ji)劃及統一(yi)戰線方針(zhen)，統由劉少奇(qi)負責，會商(shang)黃克誠(cheng)、彭雪楓考慮決定，報告朱德(de)、彭德(de)懷及中(zhong)央軍(jun)(jun)委(wei)。這封電(dian)報收入《毛(mao)澤(ze)東文集(ji)》第二卷(juan)。

1941年4月5日  

劉少奇寫信給(gei)陳丕顯(xian)并轉(zhuan)各地委同志，強調要抓緊目(mu)前(qian)(qian)(qian)的民(min)生(sheng)問題(ti)。信中(zhong)(zhong)指出(chu)：我們(men)要建(jian)(jian)立鞏固的蘇北(bei)抗(kang)日(ri)(ri)根據地，除(chu)開軍事問題(ti)以(yi)外，民(min)眾的組(zu)織與武裝及其抗(kang)日(ri)(ri)積(ji)(ji)極性的發揚，就(jiu)成為我們(men)建(jian)(jian)立根據地與長期堅(jian)持抗(kang)戰(zhan)的基礎，所(suo)謂(wei)“兵(bing)民(min)是(shi)勝利之本”，也就(jiu)是(shi)這種(zhong)意(yi)思(si)。只有民(min)眾起來(lai)保護(hu)其本身利益的時候，民(min)眾才會或才可能以(yi)同樣的積(ji)(ji)極性來(lai)保衛國家民(min)族(zu)。因此，抓緊目(mu)前(qian)(qian)(qian)的民(min)生(sheng)問題(ti)，解除(chu)民(min)眾中(zhong)(zhong)若干迫切的疾苦(ku)，就(jiu)成為我們(men)目(mu)前(qian)(qian)(qian)發動民(min)眾抗(kang)日(ri)(ri)積(ji)(ji)極性與提高民(min)眾民(min)族(zu)覺(jue)悟、階級覺(jue)悟的中(zhong)(zhong)心一環。

1943年4月5日  

毛(mao)澤(ze)東(dong)和朱德致信印(yin)度(du)國(guo)民(min)大(da)會(hui)。信中高度(du)評價柯棣(di)華(hua)(hua)大(da)夫(fu)率領的(de)(de)印(yin)度(du)援(yuan)華(hua)(hua)醫(yi)療(liao)隊(dui)及中印(yin)友誼，指出：中國(guo)抗日戰爭開始后，貴(gui)(gui)會(hui)派遣了一(yi)(yi)個援(yuan)華(hua)(hua)醫(yi)療(liao)隊(dui)來(lai)華(hua)(hua)參加中國(guo)的(de)(de)抗戰，表示對華(hua)(hua)的(de)(de)極大(da)友誼。四年以來(lai)，醫(yi)療(liao)隊(dui)諸同(tong)志不(bu)避艱(jian)險，輾轉北方戰地，他們的(de)(de)艱(jian)苦努力和極有價值的(de)(de)工作(zuo)，使無數中國(guo)軍民(min)親睹(du)印(yin)度(du)人民(min)的(de)(de)援(yuan)華(hua)(hua)熱忱。柯棣(di)華(hua)(hua)大(da)夫(fu)因(yin)病逝世于(yu)晉察冀邊(bian)區，我國(guo)軍民(min)失一(yi)(yi)良友，印(yin)度(du)人民(min)失一(yi)(yi)優秀(xiu)戰士，至(zhi)堪悼(dao)惜(xi)。現巴思華(hua)(hua)大(da)夫(fu)返印(yin)，特向(xiang)貴(gui)(gui)會(hui)及印(yin)度(du)人民(min)敬(jing)致謝意！

1979年4月5日—28日  

中(zhong)共中(zhong)央(yang)召開(kai)工(gong)作會議，提(ti)出對(dui)整(zheng)個國(guo)民(min)經(jing)濟實行“調整(zheng)、改革、整(zheng)頓、提(ti)高”的方(fang)針，決定從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時(shi)間完(wan)成國(guo)民(min)經(jing)濟調整(zheng)任務。會議期間，鄧小平(ping)對(dui)廣東省委提(ti)出的在(zai)鄰近香(xiang)港、澳(ao)門的深(shen)圳(zhen)、珠海(hai)以及(ji)汕(shan)頭興(xing)辦(ban)出口加工(gong)區的意(yi)見，表示(shi)贊同。并說(shuo)：還是叫特(te)區好，陜(shan)甘寧開(kai)始就叫特(te)區嘛！中(zhong)央(yang)沒有錢，可以給些政(zheng)策(ce)，你們自己(ji)去(qu)搞，殺出一條血路來。他向中(zhong)央(yang)建議批準廣東省委的這一要求(qiu)。七月，中(zhong)共中(zhong)央(yang)、國(guo)務院(yuan)正式(shi)批準興(xing)辦(ban)深(shen)圳(zhen)、珠海(hai)、汕(shan)頭、廈門四個經(jing)濟特(te)區。

1927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《湖南農民革(ge)命》（即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(cha)報告》）和瞿(ju)秋白寫的序言。